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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来，新医改政策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的农村卫生改革更是重中之重，医患关系、乡村医生培训等等再次被人们重视起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我国将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新增卫生资源重点投向农村和社区卫生等薄弱环节；大力发展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

医疗资源配置一直是困扰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大问题，我国8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而城市里80%的医疗资源又在大医院，这直接导致大医院里常常人满为患，而在基层尤其是偏远农村存在着缺医少药的情况。为此，充分利用和优化配置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对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医疗机构要逐步进行整合，严格控制大型医疗设备配置，鼓励共建共享，提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

建国60年以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村卫生的发展，但局限于历史客观因素和诸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农村卫生政策在不同的阶段或多或少地走过一些弯路。如今，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增强发展活力为目标，挖掘卫生资源潜力，调动卫生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扩大卫生服务范围的农村卫生政策，必将使得使农村居民的卫生需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如今，很多农村上了年纪的人回忆起当年的看病情形，大多感念“赤脚医生”时代，许多人对小时候赤脚医生的救助之恩念念不忘。现在看来，当年农村的医疗条件与现在相比可谓天壤之别，但为什么人们依然怀念“赤脚医生”？无可回避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人们对医疗现状的无奈和不满。显然，当前近乎“豪华”的医疗模式对大多数农民来讲，不仅超出了他们的支付能力，也超出了普通人群常见病和多发病的治疗需要，形成了新的医疗资源浪费，而这种浪费却又是出于医疗机构的利益需要。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让农村患者苦不堪言，而“赤脚医生”最能满足当今普通农民普遍的济世救人梦想。

“赤脚医生”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名词，是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赤脚医生”的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医学世家或高中毕业且略懂医术病理的年轻人。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纷

建国以来，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一项全国性疟疾控制行动调查表明，疟疾死亡人数从1955 年的5,528 人降至1998 年的24人；孕产妇死亡率从1950 年的每万名活产儿1,500 例降至1980例；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60 年的每千名活产儿225例降至1980 年的64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缓慢，而这样骄人的成绩并不完全与经济发展成正比。正如有专家所言：“农村卫生的发展状况和钱没有太大关系。”在此期间，中国医疗卫生的表现远远超过世界上许多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发展较快、医疗卫生基础设施较先进的国家。数据表明，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赤脚医生”提供基本干预，大大降低了由当时盛行的各种健康威胁引发的死亡率。赤脚医生在每个贫困的农村地区挨家挨户走访，改善了卫生状况、疾病预防水平以及计划生育工作，并将传统中医技法与西药有机的结合起来。上世纪60年代开始推行的疫苗接种项目，使中国成为率先根除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等高发传染病的发展中国家之一。70年代，在减少婴儿死亡率方面，中国已领先于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当时，85％的中国农民可以接受公社资助的医疗。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早期的这些成就主要归功于上世纪50 年代广大的基层医疗工作者。可以说，赤脚医生解决了“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难题，因为赤脚医生长期走乡串户也树立了良好的医患关系，确实为当时中国缺医少药的农村地区解决基本医疗服务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改革浪潮慢慢渗入各个领域。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从此“赤脚医生”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行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需要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才能以正式的名义执照开业。赤脚医生的历史自此结束。

有人回顾上世纪进入90年代以后的历史，进入90年代，医疗成本迅猛增长，而农村收入却难以跟上。对医疗成本增加家庭负担的担忧已成为很多人节衣缩食的重要原因

人们在看病前必须预交押金，遇到大病、重病导致很多人只能靠向亲戚朋友借钱治病。2000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在全球对191个成员国进行整体量化评估，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位

卫生防疫站等公共卫生管理的机构不再能从政府获得充足的资金进行普遍的监测、建立公共卫生设施、控制疫病或预防注射计划。自负盈亏的一个结果是，卫生防疫站不再提供没有利润的基本预防服务或公共卫生计划，而是提供可以增加收入但是卫生价值低的服务，甚至对预防注射这样的预防性服务和治疗肺结核这样的传染病的服务收费。最终，这些须得利润全部转嫁于农民的身上。随着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偏向有利可图的医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的经费停滞不前，预防在卫生预算内的优先级非常低。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土城子镇中心卫生院院长杨占清告诉记者， 站在乡镇卫生院的角度看，市场改革以前，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大都由村医、乡医解决；市场化以后，乡镇卫生院要自负盈亏，院长们经常要为发工资而犯愁， 免费的医疗服务渐渐的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基本医疗服务项目都要收费，体现不出乡镇医院的公益性质。康保县卫生局局长李殿光表示，当地农民曾经流传这样一些顺口溜：“脱贫四五年，一病回从前。”“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这些顺口溜道出了农民在看病问题上对疾病的担忧、经济和心理上存在的负担，也反映出了轻忽公共预防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曾指出，“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伴随“人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合作医疗机构被完全拆除，多数村庄付不起村医的工资，这些村医只好改行。有的村庄将合作医疗机构卖给个人开办私人诊所和药店，成为初级保健机构私有化的雏形。这也导致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到90年代初期，虽然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政府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了7％，与70年代的数量相比相去甚远。到90年代末，已经大约有90％的农民自费看病，农民甚至要为预防注射和妇幼健康等预防性服务付费。

自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来，新医改政策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的农村卫生改革更是重中之重，医患关系、乡村医生培训等等再次被人们重视起来。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世纪合作医疗的瓦解已经不适合现代农村的发展需要。作为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发源地之一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于2003年初，被纳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首批试点县。2009年7月31日，湖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批准《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条例》，由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这是全国第一部关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地方性法规。

全国新农合试点工作推行6年多来，长阳探索建立的“自愿参加、大病统筹、公开公正、科学管理、民主监督”模式逐步示范推广，成为全国“新农合”的典型样板。截至2009年6月，长阳县共有164万人次享受到“新农合”补助，补助基金8227万元。农民的参合积极性也逐年上升，%。当地农村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过去“大病拖，倒了床才往医院里抬”，现在“无病定期查，小病把药拿；大病不用怕，合作医疗来救驾”。 在实施“新农合”之前，长阳农民看不起病的问题较突出，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比例达40%，%。农村合作医疗实施以后，广大农民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比例下降到10%左右。

全民免费医疗，只要具有神木县户籍的居民在指定的乡镇医院住院开支200元以上，县级医院住院开支400元以上部分全部由县财政买单，每人每年最高可以报销30万元。这项全民免费医疗实施办法被称为“开国内先河的医疗保障制度”。

7月13日，卫生部农村卫生管理司副司长聂春雷在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第一季度，。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新农合补偿封顶线（最高支付限额）要达到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以上，全国新农合筹资水平要达到每人每年100元。从2010年开始，全国新农合筹资水平提高到每人每年150元。

对于外出农民工外地就医难报销的问题，在这次出台的意见中提出，外出务工农民的个人参合费用收缴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至春节前后，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尝试在农民工务工城市确定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

8月18日，在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党和政府在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方面做了几件大事：全面取消农业税，实行农业直接补贴，免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深受广大农民群众的欢迎，他们称之为“种地不交税、看病不太贵”。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农村居民提供老年基本生活保障，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最近作出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是国家朝着促进社会公平、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大步骤。建立起这项制度，将会使农民“养老不犯愁”，逐步解决后顾之忧。这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加快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医生是一支重要的农村基层卫生服务队伍，随着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对乡村医生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乡村医生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农村医疗质量的好坏，影响着农村的发展和稳定，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如何提高乡村医生的业务素质，也是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为实现国务院和卫生部《2001-2010年全国乡村医生教育规划》的要求，各省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培训工作，努力探索和尝试农村教育的新模式，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好医生医学教育中心自2002年开始对全国乡村医生的情况进行了调研，地区涉及云南、新疆、天津、山东等十几个省市，在乡村医生特点、知识水平结构和基层教学现状、教学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于2004年开始在云南、北京等地进行基层培训的实践探索。迄今为止，已配合全国15个省建设了近6000个“乡医教育大课堂”的教学网点，培训乡村医生近20万人次。并从不断的调研和培训中，取得了大量客观的数据，为未来更好地进行乡村医生培训做准备。

有人认为，造成“看病贵、看病难”的原因，既有医药体制、药品流通等方面的因素，也与这些年对中医药的进一步推广和开发不够有关。中医是国家的传统医学，也是瑰宝。特别是“赤脚医生”时代，尤其是农民看病，很多都是吃中草药痊愈的，农民看病仅需掏几分、几毛钱。新医改中，“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是中医药发展的一个良机。对于广大的农村患者来说，“简、验”是中医药服务的最大特色，在预防与保健方面，中医药将大有可为。

农村基层医疗机构主要指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新医改对农村医疗机构的定位是：县级医院为中心、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其中，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等综合服务，并承担对村卫生室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等工作；村卫生室承担行政村的公共卫生服务及一般疾病的诊治等工作，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实行乡村一体化管理。但是，究竟怎样发挥乡镇卫生院的“骨干”作用？村卫生室的“基础”地位又如何体现？有专家给出若干意见：乡医扮演的是农民健康“守门人”角色，村级医疗机构所提供的卫生服务均不具有营利属性。因此，政府公共卫生投入的重点应该放在卫生室这个农村卫生最前沿。而对于乡镇卫生院，虽然近年来政府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在所有农村医疗机构中，乡镇卫生院的功能依然是最模糊的。实际上，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均不存在营利属性，因此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应当全部界定为非营利性机构。乡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可以吃财政饭，村医的定位又该怎样呢？

以当今的眼光看，“赤脚医生”模式即使在今天也还有其现实意义，洗去“赤脚医生”的历史印记和政治色彩，“赤脚医生”在21世纪可以理解为国外的保健医师，国内的社区卫生站服务人员，他为群众提供集预防、健康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体的24小时的贴心服务。（详见本期刊登的“四川农村卫生改革的领头雁”。）

当然，在中国农村卫生改革的问题上，还难免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比如农村医疗救助体系不健全、新农合医疗报销偏重于大病等等，农民还是得到了一些实惠，只是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机制，提供适合农村患者更为需要的卫生服务。